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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学的态度推进中西医配合——致陈可冀先生的公开信 A 陈可冀先生：您好！ 今年本人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可能没有来得及送给您。值您来香港浸会大学接受荣誉博士之际，赠一册，请指正！同时送上今年撰写的《中西医配合清议》与《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二文。另外也送上陈士奎先生“批判”本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对照参考。您此次来香港，时间安排紧促，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也为了您对我所提的一些问题有充分、冷静的思考空间，谨以书面形式谈以下几点，容以后有机会时，再共同讨论。 第一，关于口号和求真务实。 关于“中西医结合”这方面的口号，这些年实在太多了。老口号、新口号、大口号、小口号连连不断。似乎推进中西医结合，就只有靠口号才行。比如，您在2004年10月14日《中国中医药报》的“团结合作，共存共建”一文，以及2004年10月20日在“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口号有：“着眼现在，把握未来，以葆有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我们当今必须明确的战略需求”；“中西医结合没有终点，中医现代化永不谢幕，应当与时俱进地去不断完善和提高”；“继承、创新、和谐、融汇、发展中去葆有中医药学自己固有的千姿百态的风格和魅力”；“协同奋斗，为实现中医药现代化作贡献”；“多元创新，有新作为”；“互补才能双赢多赢”；“乘时代进步的轻舟，鼓励创新和自我超越，挑战未来”；“努力实践，提高疗效，造福人类”；“与传统中医药理论结合得更完美者，那更是一种真正的成熟的美和对人类社会的贡献”；“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责难，多一些帮助，少一些帽子”；“中医药的现代化和中西医结合更是时不我待”；“希望中医药的足迹走遍全球，希望中医药学的桃李满天下”；“洗刷掉一切困顿、无奈、疑惑、猜忌，继承优秀传统，建设先进文化”；“实现中医现代化，促进中西医结合，为中医药学堂堂正正的进入世界主流医学领域，为建设富强的中国，充满激情地洒脱前进”；“发展中医药学，促进中西医结合，实现中医现代化，是建构'风景这边独好'的顶天立地的举措”；“永葆中华医药文化常青”；“创制新型复方，走向世界”；“现代创新模式”；“独到高招模式”；“并用互动模式”；“不封闭、不排他、和而不同，继承发展，共同为繁荣中华民族医药文化作贡献”…… 以上这些，完全是口号，而且是2,500字的短文中，如此之多的口号！ 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口号，因为口号常常是上级行政领导号召大家应该努力去“做什么”的一种方式。然而，专业人员在科学问题上，没有制造口号的职责和必要。譬如“中西医结合”，它原本始于上级行政领导提出的一种号召或口号。而专家则应当在充分研究或科学论证的基础上，解决好“如何做”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人不再是一天听不到口号，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什么的时候了。尤其在“尊重科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树立科学发展观”的当代，更应当知道科学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内在于传统的历史性演进”。靠口号来推动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对“中西医结合”上的混乱理解和各行其是，必须冷静反思；现在最紧迫的责任是，要以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给“中西医结合”做出一个符合中医与西医科学原理的、准确而又规范的定义（或解释）来。只要学术界理解和接受这一定义或解释，接下去的“如何做”，相信自有所为。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责任重大。与其用口号鼓动、宣传大家，说中西医结合“应该做”，说“风景这边独好”，倒不如对“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做出科学的定义来。当什么叫“中西医结合”的问题解决后，接下去的“如何做”，便会如影随形，不言自明的。 第二，关于“二”和“一”。 “中医和西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呢，还是人类医学体系只有西医一家？这个问题是研究“中西医结合”定义时的首要问题。近一百年来，人们多是把中医学当作一具尸体来解剖，企图用西医还原性研究方法从中获取西医可用之物。或者人为地认定中医是经验医学、经验疗法，否认其基础理论的科学原理及其对临床的指导意义。《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中声称：“不管是英、美、德、意，还是中、日、法、印，都只有一个主流医学”；“中医西化”是“必然的”、“十分正常的”；强调中医特色与优势，那就是“恐西症”，就是“复古寻旧”，就是“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所以，“还想成为主流医学，这样是行不通的”(吕维柏先生语)。这些观点，其实是中西医结合界的主流观点。按照这些观点，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可以不要了，“中西医并重”的新时期卫生工作总方针也可以不要了。而且更为尴尬的是，按照这些观点，中西医结合的根，便被中西医结合界自己亲手挖掉了。既然世界发达国家和中国的“主流医学”都是西医一家，那么，用西医的还原性方法从经验的中医中将可用之物拿到西医里去，不就行了吗？如此可见，“结合”从“一”而开始，到归于“一”而告终。那么，被称之为的“中西医结合”和“中西医结合医学”，其存在的土壤和价值，究竟在何处呢？如果“结合”的最终结果是把中医的经验，“化”到西医体系之中了，中医也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那么，“中西医结合学会”2001年迎春联谊会上提出的“中西医结合是继承发扬中医药学的重要途径”，又应该做何解释呢？ 您也许知道，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已经20多年了。从1993年12月在中国《科技导报》发表“中医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一文时起，本人的思考和研究就已经基本定型或接近成熟了。那时候，本人就曾对“中西医结合”概念的混乱，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接着于1995年发表了“中西医结合定义的研究”和“论中医学的定义”两篇文章。而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学”做的定义的同时，也研究了西医“生物医学”的定义。正如本人在“中西医配合清议之续”一文中所说：“至今我不愿意说本人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和西医'生物医学'所做的定义准确无误，而是热切地寄望于学术批评和科学检验。但是可以无愧地说，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的比较中，从中西医的科学、技术、经验层面的比较中，研究这些定义的思路是正确的。”如果再经过历史与实践的检验，当这三个定义为学术界所理解和承认时，便无可争议地填补了我国医学辞书的几个空白。我一向说话谨慎，但“填补”二字，相信没有夸张。 当年仓颉造字，每一个字造出来时，必然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意思。后来在文化科学的发展与传播中，每一个新概念的出现，自然要首先以定义的形式对其内涵加以规定。因为科学研究就是理性思维，而概念是思维的“细胞”。倘若一个概念出现之后，长期没有对其内涵加以规定，由此所进行的思维，只能用“混乱”二字来概括。“中西医结合”这一概念提出来近50年了，其定义至今还在“探讨”(陈士奎先生语)之中。而且就连这种“探讨”，仍然有人认为：没有必要“问中西医结合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沈自尹先生语)，没有必要“为怎样给中西医结合下定义”而争论不休（见《中国中医药报》2004年9月24日）。提出这一观点的竟然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院士，我不知道他在科学研究中的“理性思维”究竟是如何进行的。尤其令人难堪的是，在“中西医结合”没有定义的前提下，持这一观点的他，竟然是中西医结合的学科带头人和中西医结合的科学院院士多年了。科学历史会说话，到时候真不知道将如何交待！ 第三，关于“配合”与“结合”。 在从科学的层面上，理清中医和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之后，中医和西医之间的关系，则是两种医学在技术、经验层面上的配合关系。把两种医学从科学层面上合二而一，从东西方历史、文化、形上学、哲学、科学史的比较来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是没有可能性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的“不可通约性”原理，也解释了这一点。本人在2000年发表在中国《科技导报》上的“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一文，从中医和西医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了论证。接着在“中西医配合清议”（台北《自然疗法》杂志2004年第2期）一文中，从亚里斯多德“形质论”原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陈士奎先生在“也谈中西医结合--兼驳李致重的几点谬误”一文中，对“中西医结合”与“中西医结合医学”所做的“定义”，真可谓见笑遐方了。其一，他缺少学科分类和定义的一般常识。其二，他分明缺乏逻辑学常识，却要玩弄逻辑词汇，结果是愈描愈黑。其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他并没有从科学层面上，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三个方面，做认真深入的中西医比较。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结构实体的人，而没有信息（状态）实体的人；他所认可的始终是还原（分析）性研究方法，而无视系统（综合）性研究方法；他所承认的始终是以具体概念描述的西医的知识体系，而无视以类比概念所揭示的中医学知识体系。归根结底，他完全站在西医生物医学的观念、方法、标准一边，没有顾及中西医两者在上述三方面的“范式”完全不同，所以无法理解中西医之间是“不可通约”、“不可翻译”的关系。 在科学学、软科学研究上，本人有一种体会：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今天，就必须首先知道它的昨天；我们欲知一个学科发展的未来，更需要知道它的前天。否则，必然陷于肤浅或茫然。人们都知道《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的科学（理论）基础，但是，《黄帝内经》又是建立在哪些知识基础之上呢？不知《黄帝内经》之前的文、史、哲，则对《黄帝内经》所奠定的中医科学基础，注定理解不深。须知春秋-秦汉之际，是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第一次高峰时期，而决非文化或文明的原始起点。人类第一次文化高峰时期的深厚积淀，岂是“复古”、“落后”几个字可以了结的吗？倘若陈士奎先生不是把中医学作为西医观点下的尸体来解剖，他在《也谈中西医结合》一文中所提的“定义”，必定会自我收回的。 第四，交流与讨论。 我们都是长期搞学术工作的人，深知学术民主、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性。不论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都需要我们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来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讨论。从“大字报”、“大批判”式的“语言暴力”干扰学术讨论的做法，早已是历史的陈迹。用这种做法干扰学术讨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 读过近来《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一组文章后，有人建议我写一些反驳的文章。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其中的不少文章，既没有阐明自己，也没有说服别人。而且，恰恰自我暴露了在“中西医结合”认识上的科学（理论）贫困。本人从那一组文章中得到的感受是，“中西医结合”在科学理论上的危机（或危险），比中医当今的处境更为严重。中医的问题是，其理论的科学性被“近代科学主义”所尘封，所蒙蔽。而“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是，它经不起稍微深入一点的科学推敲，至今众说纷纭，而又抓不住科学的支点。 早在30年前，赵锡武先生(也是我们的老师)就讲过一句深具哲理的话：“中西医要结合，首先要分清”。他所讲的“分清”，就是要搞清楚什么叫中医，什么叫西医。所以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是本人选择了中西医比较研究的动力。这几年，本人在浸会大学讲过内经、伤寒、金匮、温病、内科五门中医主干课程，又在系统研究中、西医发展史的同时，系统地复习了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所以在浸会大学新开了“中西医比较”一课。全课程分总论与各论两部分，共14个专题。我以为，这门课程对理清中、西医的历史与特点，是十分有益的。其实，这门课程也正是研究中西医结合或配合时，所必须的。为了人类医学的共同事业，为了中、西医的繁荣发展，如您认为可以在《中西医结合杂志》上连载，请告知，我可以定期提供讲稿。 此祝 冬祺！ 李致重谨此 2004年12月12于香港 (47167) ******************************************************************************* 消亡的边沿，突破的前夜 彭佩云副委员长：您好！ 遵您所示，寄上近作《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科学学检讨》一文，请一阅。去年九月及今年二月曾寄您《为中医教育诊脉、处方》、《西化——中医科研的致命错误》两文。这一篇应该是为中医临床疗效问题的“诊脉、处方”，也可称之为以上两文的姊妹篇。 另外附上《当代中医的自医》、《不尽言谢》、《邓序》三文。前一篇是本人即将出版的《中医复兴论》一书的“前言”，概要谈了当代中医学术衰落的主要表现与原因。第二篇是《中医复兴论》的“后记”，记述了与本书有关的话谢和本人的心路历程。最后一篇是邓铁涛老先生特为本书写的序文。 我在香港浸会大学中医药学院执教已经两年半时间了，还要接着再做下去。两年前我在国内办理了“提前退休”手续，这算是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吧。虽然没有走出国门，毕竟可以说是“出家人”了——丢下了往日的羁绊，争取到一点读书、思考的机会。不过对于中医这一不断衰落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我的心永远不会“出家”的。 正像当年毛泽东所讲的：中国对世界能做出贡献的，也就是中医了。可惜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被高唱“现代化”畅想曲的愚蠢的现代中国人丢得差不多了。尽管为中医建的高楼还在，书和人都在，琳琅满目的中药也正冲斥着市场，然而中医学术，尤其是原汁原味的中医基础理论几乎被丢光、或者成为口头上的摆设了。“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这“根本”就是中医基础理论。根本不固的“繁荣”，如果不是裱装出来的张贴画，也一定是表面性、皮毛性的，或者丧魂落魄的躯壳。 造成中医学这种状况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现在看来至少有１０个方面。 第一是民族虚无主义。一百多年来，国人在异族的坚船利炮之下骨气锐减。对自己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或者数典忘祖，或者一批再批。自己越是变得好象无根的浮萍，便越有勇气把历史辉煌诬为“落后”、“封建”。在对待中医学的问题上，至少是这样。 第二是“近代科学主义”。以近代物理学、化学、数学为基础的还原（分析）性科学，代表着近代科学的潮流。以近代还原性科学的观念、方法作为衡量一切科学的唯一信条和至上标准，即近代科学主义。而以现代医学的观念和研究方法来评判中医、来研究中医，则是近代科学主义在中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所以，“中医西医化”一直是一百年来带在中医脖子上的枷锁。它与“中西医结合是发展中医的唯一道路”相比，只不过“西化”中医的不同版本而已。表现在中医学术问题上的这种思潮，便将“中医按照自身科学规律向前发展”的正常道路，长期被视之为“不可行”、“不科学”的落后做法。 第三是方法论的扭曲和贫困。一方面在民族虚无主义思潮里，中国古典哲学以及中医赖以建构的阴阳五行学说，统统被斥之为“唯心主义”的东西。另一方面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出现，虽然使一些有识之士从中看到了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的现代科学意义和价值，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并未引起中国学术界的普遍醒悟。这样以来，便形成了近代中医学术发展中“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特殊现象。直到现在，中医界竟然没有给“中医药学”这一标志学科特性的总概念，界定出一个达到共识的现代定义来，就是这一“扭曲和贫困”的真实写照。１９９５年本人曾经从学科的角度给“中医药学”下过一个定义，至于正确与否，尚有求于学术界批评指正。然而在“中医药学”这一学科总概念的定义上，符合科学和逻辑原则的第二个说法，至今仍然没有见到过。方法和方法论是各门科学发展的“强大发条”，方法论的扭曲与贫困，中医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自我发展的“真正活力”。 第四是具体做法与大政方针相悖。“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不断总结中医工作历史经验教训的过程中，国家为了保证中医的健康发展，逐步做出了一系列的明确规定。国家《宪法》中“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条款，卫生事业上“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都是在承认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的前提下，发展我国医学科学事业的大政方针。但是在民族虚无主义、近代科学主义、方法论扭曲和贫困的一百年里，中医学术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医工作，一直处于“西化”和反对西化的两难困惑之中。如果不去发扬学术民主，不在广泛、深入的学术争鸣中群策群力地努力寻求中医发展的出路，而是由少数管理者包办，或者为“维持权位”而在“西化”和反对西化的矛盾中忙于“维持平衡”，那就使中医工作不可避免地陷于与国家大政方针相悖的局面。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宪法》认为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那么中医学术的发展为什么要以西医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为标准呢？中医的管理是完整、准确地贯彻、落实国家为中医工作制定的大政方针呢，还是继续沿袭过去的习惯做法泥？这种相悖的状况，突出地表现在中医教育、科研、临床、管理等具体工作上。 第五是“亦西亦中”的中医教育。中医教育首先忽视了“中医学知识结构体系”这一根本性的前提，所以在“课程设置”这一核心问题上，便失去了决定性的科学依据，长期陷于难以自拔的盲目状态。中医学院里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的比例，大体是7：3—6：4。而1／3左右的西医课程，主要是西医基础医学的内容，这对中医基础理论的教学来说，将作何解释呢？中医临床医学是建立在西医基础医学之上的吗？ 第六是“西体中用”的中医科研。“西体中用”与“中体西用”相对，是２０世纪早期一些人在中国和西方文化关系上的一种观点，即主张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然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其吸收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作补充。４０多年的中医科研工作，一直困守着“西体中用”的研究方向，以西医的研究方法对中医进行验证、解释和改造。这种研究的立足点是：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之“体”而只承认中医是一种经验医学，这显然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以怀疑或不承认中医之“体”的观点来研究中医，这就注定了它的最好结果，只能是从中医学里为西医捡回去一些支离破碎的可“用”之物。这对处于“中西医并重”前提下的中医学的主体性发展来说，丝毫没有可取之处。 第七是“日趋西化”的中医临床。“亦西亦中”的教育很难培养出熟谙辨证论治的中医人才，“西体中用”的科研路线不可能为辨证论治注入新的活力。所以中医临床治疗也就必然由以往的辨证论治，朝着早期依靠经验而不是理论的临床方向大踏步地倒退。这种状况不改变，临床中日趋西化的问题将无法逆转。 第八是“以西代中”的管理。中医事业的管理必须以中医管理科学为基础，而中医管理科学则必须以中医的科学原理为根据。国人呼吁多年的国家“中医法”，是保证中医健康发展的大法，然而至今未能出台。一方面可能因为中医对自身科学原理的表述还未达到足以令“多数人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则因为社会上“近代科学主义”的思潮仍然十分顽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医管理上的“以西代中”，似乎就是无可奈何、难以避免的了。对于中医临床医疗事故的评判，至今仍然以评判西医的法规为依据。这一长期不变的事实，已足以说明在中医管理上“以西代中”的普遍性和顽固性。 第九是固步自封的行政保护。上述八个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是当今社会上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事业发展中极少见到的。所以，应该以客观的态度承认中医管理的困难性和特殊性。然而，中医界多年来也流行着两个颓废的说法：即“成绩是主要的”，“不要争论”。前者是文过饰非，安于现状的口头禅；后者则是错用了处理具体社会问题的特定说法，来限制学术民主，取代“百家争鸣”的做法。这种固步自封、安于现状，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民主也小心谨慎、不敢放手的状况，在中医界上下各部门表现得十分突出。这种状况可能出于中医行政工作者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里中医工作上不应有的颓废现象。 第十是草菅人命的拜金狂潮。十多年来，中医、中药方面的拜金狂潮愈演愈烈。在中药方面，从“保健食品热”、“保健药品热”到整个中药新药的研究开发，伪劣假冒产品冲斥着整个市场。中国自古以来认为：“人为天地万物之灵”。当着人们有病而需要得到帮助的时候，掌握医药的人却乘人危难而牟取不义的经济利益，这是连伦理也不能容忍的草菅人命、谋财害命的双重犯罪行为。孟子曾有明训，“上下皆征利，其国危矣”。由此对中医造成的损害，对社会道德、公正文明方面所造成的连索反应，切切不可等闲视之。中药的伪劣假冒问题，主要有两类。其一是原料、配方、生产工艺、质量控制等不合格；其二是“科技伪劣假冒”品，即在研究思路、选题立项、成果鉴定、新药评审等环节上严重背离中医药科学原则，以科学名义推向社会的伪科学产品。所以，防止伪劣假冒医药产品，首先要从肃清伪科学入手。 直到今天，全国在“中药”和“西药”这两个最基本的科学概念上，对其定义仍然没有形成共识（本人曾于１９９８年在《关于“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的若干意见与建议》一文中对“中药”与“西药”的界定做过详细论述）。而大减大叫十多年的“中药现代化”，其实就是“中药西药化”。所谓的“中药西药化”，也只不过是从化学结构十分复杂的中药里提取西医认为的一、二种有效成份，由此从中药里被丢掉的却是西医、西药理论所不能理解的绝大多数。如此执着地“化”下去，到底被西医所理解的有效成份能够“化”出多少来，这里姑且不说；自成体系的中药理论，从此则被“化为乌有”了。那时候，中医面前没有中药可用，它还会生存下去吗？如此荒唐的“中药现代化”，令人生畏，令人可悲！由此说来，中医药学术上最使人担心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是当今“官僚加无知”所造成的。几十年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称之为“民族文化瑰宝”的中医学，即将毁于这种“官僚加无知”！ 我所以孜孜不倦地为中医而鼓呼，是因为：其一，中医是中国科学史上真正成熟、完善，独具特色的一门科学体系，这一点已为长期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其二，西医学在其反思中，正在呼唤着传统医学的互补，而中医是世界传统医学中最成功的一家。其三，中医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医药就将成为中国独有的、可持续发展的、在中国经济上举足轻重的知识经济产业体系。其四，中医的复兴是推进中华民族在文化、科学、经济、社会以至民族精神等全面复兴的突破口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重要方面。 彭副委员长，上面向您谈了这许多困难和问题，其核心意思在于：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动力。用我几年前的一句话讲：“中医正处在即将消亡的边缘，也处在新的突破的前夜”，这是指中医现在的状况而言的。它同时在说明，中医目前所面临的优势不容忽视，如果抓住机遇，中医完全有可能摆脱困境，取得突破，走向复兴。现在，实现我国中医复兴的优势是：其一，国家的《宪法》和新时期“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方针，已经为中医的复兴确定了方向。其二，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防病治病，需要中医药。其三，历经数十年的困惑之后，中医队伍中越来越多的人充分认识到中医学术的特色与特长，认识到中医学术在中医事业发展上的决定性作用。其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有利于冲破“官僚加无知”的束缚，通过更新体制、解放科学，中医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 彭副委员长，请原谅我一拿起笔就给您写下这许多！前面已经向您说过，我是“出家人”了，对于个人的名利，我一无所求。您很关心中医的复兴和发展，因此衷心地希望你们老一辈革命家能够参与到拯救中医的伟大工程中来，为人类的健康而造福！只要中医能够复兴，我们个人也就于心无愧、无憾了！ 专此，恭祝 夏祺！ 李致重谨此 (47167) ****************************************************************************** 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药学（以下简称中医）和西医药学（即现代医学，以下简称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科学体系。在这两种体系里，各自都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临床诊疗技术三方面内容。因为各自的基础医学所揭示的关于生命与疾病的观念、原理，是两种医学的核心，所以本文讲的中、西医，主要指两者的基础医学而言。 “通约”一词的原形，出自数学中分数加减运算时的“通分”与“约分”。即用求“最小公倍数”的方法先使分母不同的两个分数实现“通分”，然后加以计算；接着用求“最大公约数”的方法对繁分数进行“约分”，使其化简。近年来，学术界常引申其意，在表述属性或本质相同的两种事物关系时，便说“两者可以通约”。当然，如果拿分数与平方根在一起相加，这两种属性不同的数学命题因为相互不可通约，这样的命题便不能成立。本文旨在说明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因此我们将着重于两者基础医学范畴之内,
来进行讨论。 一、从科学多元的基本理念谈起 １．关于“科学”的含义及科学态度 “科学”一词的本意即“知识”。由于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科学必然是多元化的，所以，人们“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均称之为“科学”。 世界上只有人类具有科学研究的能力。科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结果；从事科学研究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２．关于形上科学与形下科学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存在，都决定于两个基本前提。首先是支配万事万物形成、发展、变化的共同规律，其次是在共同规律支配下各个事物自身的具体规律。对此，《易经•系辞上第十二》的说法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形上与形下，就成为两类走向不同的研究路线和知识体系。于是，人们所获取的科学知识，便逐步地划分成形上科学和形下科学两大类。前者关注于万事万物相互间的变化、和谐、联系及其支配万事万物的共同规律，并以此来认识具体事物；后者关注于具体事物以及内部的结构与功能。 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也称“后物理学”），即超乎物性形体之上的学问。它与中国古代的《易经》以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荀子等先哲们所研究的“道”、“德”、“气”，都属于“形而上”的学问——超乎物性形体之上，是万事万物存在与运动规律的高度总结。现今所说的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系统性科学（或综合性科学），多系形上类；而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性科学（或分析性科学），多系形下类。 ３．关于系统性科学与还原性科学 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多样性，也由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人们所能看到的客观实有，常常不是事物的全部——或物质的“运动”，或运动着的“物质”。因此人们的研究工作往往着手于某一类事物的某一个侧面。物质的“运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事物在时间意义上的异时连续的运动方式，即信息、状态、现象及其它们的变化。社会、历史、人文如此，自然科学中的天文、气象、物候、生态、生物进化、心理等也皆如此。都是以运动着的信息、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而逐步获取该领域所特有的科学知识。运动着的“物质”呈现给人们的，首先是具体事物在空间意义上的物质形态。人们通过研究组成这一特殊形态的结构及其功能，即逐步达到了认识和把握它的目标。在近代，人们常把前者视为系统性科学（综合性科学）研究的对象，把后者视为还原性科学（分析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并以此成为近代人们对科学在总体上的分类。 ４．关于“人”的定义 中国古代有浓厚的“人本”观念，认为“人是天地万物之灵”。
其实，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都彰显着万物的投影。在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提出、后经圣托玛斯•阿奎那认定的关于“人”的定义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有三个内涵：“理性”、“动”、“物”。除“理性”为人所独有外，其中的“动”，也是任何“物”无与伦比的。因为人是处于不断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自立体”—;他与周围事物广泛联系，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从和谐出发，在与周围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中趋于和谐，以保持自身的动态平衡和稳定。中医学理论的奠基巨著《黄帝内经》上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以“神明”为其“君主”，而“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这个观念与西方先哲的看法一致，更与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不谋而合—：“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用当代系统科学的表达方式讲，这个有“理性”的“形上”的“动”着的“物”，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 ５．关于“近代科学主义” 18世紀以来，还原性科学在人类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也产生了一种“潮流性误解”。 这种误解是还原性科学固有的错误所造成的，同时也与人的天性的局限和卑微相关。在当代许多人的头脑中, 往往只有还原性科学的价值标准，并且, “科学”二字甚至被视为还原性科学专用名词。因此在当代，人们常常越俎代庖，做出过许多用还原性科学来代替、解释、改造、非议形上科学、综合科学成果与价值的蠢事。这便是当代从事科学学研究的学者，一再警示人们的“近代科学主义”。尽管如此，“近代科学主义”仍然占据着潮流，并引导着当今的“技术疯狂时代”。面对人类“回归自然”的觉醒，在我们讨论中、西两种医学关系时，这的的确确是值得我们冷静反思、真诚面对的又一个大问题。 ６．关于“学科”的要素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具备三个根本要素，即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研究对象是该学科的根本出发点，也代表了该学科的本质属性。研究方法是人们认识对象的方式与方法的学问，它是科学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因为科学总是随着研究方法的发展而发展的。人们用特定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特定的研究对象，便逐步形成了上升为理性的认识，并借助语词以概念、范畴的形式加以表述。当用来进行理论思维的概念、范畴积累起来，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科学走向了成熟。为此，下面将围绕这三个要素，对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做一些简要的讨论。 二、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可通约性 广义的生命科学是天地万物的生生化化之学，而狭义的生命科学则是习惯上仅限于生物范畴的生存、变化之学。而医学是生命科学中一个有限的组成部分，其根本的目的在于人的健康、长寿，其主要任务在于防病、治病。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医学服务的对象和研究对象相混淆。因此，摆在中、西医面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回答医学家面对的“人”究竟是什么。按照“人是天生的形上动物”的理念，从研究对象而言，医学家面对的人，至少有以下七种属性：自然属性的人，社会属性的人，精神、情志（心理）属性的人，活的整体状态的人，组织、器官属性的人，细胞属性的人和生物分子属性的人。中医研究的具体对象，是以活的整体状态的人为中心而扩展的。所谓活的整体状态，包括生理的和病理的两个方面。医生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获取的，自然流露于外的机体反应状态，即中医学中的“证候”。而生理性的状态，也是医者为探求疾病而对正常的人进行观察所见的表现，《黄帝内经》所称的处于生理情况下的象、态、候等，其实也是证候。故《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候之所使，道之所生”。意思是说，中医学是以证候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证候的显现，与以下四个方面直接关联。其一，社会的安定与战乱，文明与落后；人在其中的贫贱富贵、饥饱劳逸、荣辱炎凉等等，都会塑成肉体和精神的个体特性而表现在证候上。其二，自然的环境气候，土地方宜，春夏秋冬，阴阳晦明以及风、寒、暑、湿、燥、火等等，都会以每个人的体质特点为转归，在证候上显现出来。其三，一个人的文化素养、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以及性格、爱好等，既造就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左右着每个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的个体特点其及太过、不及情况下的证候表现。其四，一个人肉体的先天禀赋，后天长养，素体的盛衰强弱、既往疾病以及男女老幼等，既决定了本人对某一方面疾病的易感性，也决定了他在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影响下, 发病以后的病机转归和证候表现的个体特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证候至少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一，中医学从防病治病的目的出发，把人的自然、社会、精神情志和机体的反应这四方面，以证候为联结点，使之融合为一体。 其二，“证候”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具有鲜明的形上学特点。换言之，自然、社会、精神情志、活的整体状态的人，就是形上的人。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证候的形上的特点，也就无所质疑了。 其三，中医通过证候，实现了人的形上属性的具体化和个体化。就是说，中医的证候，把每一个人生存过程中的形上性个体特点，都以各种不同的脉、舌、色、证表达了出来。 其四，证候来源于病人的主动提供和医者望闻问切的全面诊察。在科学领域中，任何一个学科都没有象中医诊断那样，即由被研究者（病人）主动参与于研究之中的先例。况且，中医的诊断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身为“万物之灵”的两方面“理性”活动的高度配合。这就增进了证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上述四个特点，奠定了中医的本质属性，也是中、西医相互间的基本区別。 我们知道，就西医的生物医学而言，它一开始见到的人，也首先是人的整个机体。但西医的视线随之即往下走--从组织、器官水平到细胞水平，又从细胞水平到分子水平，力求在最微细的水平上研究机体的结构与功能。不難看出，西医生物医学最关注的具体研究对象，显然是形下属性的人。即人的组织器官、细胞、分子属性。这与证候的人自然是不可通约的。 需要说明的是，西医也讲症状与体征。但是，西医只把症状视为“诊断疾病的嚮导”，并没有作为抓住不放的研究对象来对待。至于体征，西医也只把它视为内在的组织、器官病变在体外的特异性反应，并没有在人的形上联系上找原因，因此也不具有中医证候的特点。需要强調的是，当代西医也讲“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学模式。但是，心理和社会领域有显而易见的形上特性，而西医的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具有鲜明的形下特点。所以西医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医学，必然是不相融合的三个医学分支的关系。毋庸置疑，只要哲学与化学不能合二而一，那么，西医学之中的心理、社会医学，将必然与其生物医学之间,
保持着今天这种多元并存的关系，而不可能相互通约，结合为一。 三、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研究对象对于研究方法，是选择和被选择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譬如冶炼而成钢、掏沙以取金。是铁矿石与含金的沙，选择了“冶炼”和“淘沙”的方法，不可取代或互换。所以，人们不可能因为还原性方法或技术的发达，把它任意“拿来”解决逻辑学和哲学的难题；更不会用化学方法合成七情，用解剖方法打开精神。 第一，由于中医研究对象的形上学特点，因此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中医的学习与研究者，首先要知道形上学。 形上学其实并不神秘。一般来说，形上学是“论有之学”。按照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形上学是“论万有之有及其特性之学”。所谓万有，就是人们感知到的（包括暂时还没有感知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我国古代讲的天、地、万物，佛陀讲的色、受、想、行、识，现代哲学定义中所指的自然、社会、思维，其实指的都是至大至多，甚至令人难以想象、难以全部把握的万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首先必须承认万有的“有”（即存在）。不要因人为的私欲偏情、卑微无知、狭隘武断、自立门户，只承认其中一些“有”而否定其它的“有”。当普遍确立了万有的观念之后，人们共同来研究万有的特性，就容易趋于一致, 而减少门户之见或左道旁门之谬了。正是因为形上学是关于万有之有及其特性的学问，因此形上学是一切哲学方法论、认识论的基础。中国古代的道、德、气、理是形上学；毫无割裂地把自然、社会、思维看作万有而总结出来的哲学，当然也是真正的形上学。尽管在形上学上，至今仍有许多不同的学派，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只要承认“万有”，承认有共同规律支配着万有，并不断朝着真理的方向努力探求，学会用形上学的思维方法来解决实践问题，这就可以称得上掌握形上学的真谛了。 “人是万物之灵，人就是万物，人的身上处处彰显着万物的投影。”所以，中医在学习和研究中，必须熟悉形上学的基本原理。这并非要求每一位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是形上学家，但起码要把握其基本概念、原理和思想。如此，我们在中医的研究上便获得了主动。 第二，中医研究的证候（状态），与当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所讲的信息、涵义相同。所以系统性方法将为中医的当代研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系统性方法是当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方法，已为世人所熟知。在系统方法里，信息被看作研究或被调控的对象；控制则作为对信息进行存储、处理、调控的方式；系统论是对整个系统性方法原理的揭示。在中医里，证候是活着的人表现出来的不断运动、变化的信息；各种治疗则是依据证候，察明病机，对疾病施行控制的手段。中医的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现代系统论的思想、方法的合理内核。如果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中医面对的人则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 有保持和恢复自稳态能力的巨系统。因此，认真掌握系统论的原理及其研究方法，对于学习、研究和推动中医的发展，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当然，还原论与系统论，综合与分析，本来是不可通约的；不同学科所面对的不同的研究对象，其研究方法也是不能随意置换的。比如，以水来说。用物理学方法看到的水，是无色、无味、无臭、透明的，在摄氏零度时凝固为冰、一百度时变为气态，四度时比重最大、体积最小。而用化学方法看到的水，则是由两个氢原子、一个氧原子构成的。假设置换研究方法，用物理学的眼光，如何能发现或理解日常所见的水，必然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构而成的呢？ 数十年来，我们往往从近代科学主义的偏见出发，怀疑或不承认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地位；无视形上学和系统性方法。我们常常主观地把中医、中药当作被研究的对象，用西医生物医学研究中习用的还原性方法，进行“研究”。虽代价沉重，但“成果”寥寥。根本原因就在于忽略了两种医学研究方法的不可通约性。 四、两种医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通约性 中医与西医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不同，所以两者所形成的理性认识，用语词形式所概括的概念、范畴体系自然也就不同。 比如中医的脏象学说。中医在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即证候）的过程中，首先把人视为证候的人、信息的人，视为一个由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状态构成的整体系统。然后在形上学观念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包含系统方法内核的阴阳五行学说，以综合-演绎的逻辑原则，把整体系统再分为若干功能不同、相互联系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以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胃、胆、膀胱、三焦，精、血、津液、气等名称命名。对于各子系统的职能，中医多以不同的“官”或“主”来界定。表面上，各子系统有粗浅解剖的影子，但事实上，它是信息系统模型，是某一方面职能主管者的代名词。故中医称之为“藏象”，而非西医所指的“脏器”。恽铁樵在他的《群经见智录》中说，中医的五脏是“四时之五脏，而非血肉之五脏。”联系到系统理论，更准确的讲,以五脏为中心的各子系统，是天、地、人相统一的五脏。 再如中医的病因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归结于外在的自然和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归结于内在的精神情志和整个机体的原因。在上述原因共同作用下，导致正常的机体反应状态发生紊乱，因而形成疾病。在疾病过程中，中医把具有“善行而数变”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风”；把具有“润下”、“沉滞”、“留连难除”之类状态的原因，归咎为“湿”。如此等等。这些病因是基于病理状态而演绎的信息性病因模型，不同于西医的“致病因子”，也不同于自然界直观的风或湿。人体在内、外因共同作用下，使脏腑、经络，精、气、血、津液出现疾病状态，分析产生这种状态而认识的内在本质，即称病机。它同样是一种信息性病机模型。不是来源于按照逻辑实证论而设计的实验室指标，也不是分析性研究下的病理解剖。这种信息性病机模型，表面上看不见、摸不着。因为它是人们认知活动的结果, 所以离开了医者和病者的共融现场，就变得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营卫失和”、“枢机不利”、“心肾阳虚”、“肝阳上亢”、“脾虚湿停”、“寒滞经脉”……均是如此。它来源于人们对客观实在的理性概括--具体的病理状态在理性思维的作用下，经过抽象而形成的更高一级的理性具体。应该说，它也是经过数千年实践检验的形上病理学。 又如治则与方药。中医的“论治”，即根据辨证所得的病因病机，对疾病进行审因审机而采取的负反馈调节过程。“调和营卫”、“通利枢机”、“温补心肾”、“平肝潜阳”、“健脾燥湿”、“温经散寒”……皆是针对病机，从相反方向制定的治则。用控制论的语言来表述，即负反馈调节的决策。用于治疗的方法或药物，是落实治疗决策而采取的具体措施。不难看出，中医的针灸、推拿、按摩，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没有物质、能量的交换，完全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至于口服的中药--“治寒以热”、“治热以寒”、“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所信守的准则，不是药物中的所谓有效化学成份, 仍然是负反馈性的信息调节原理。 讲到这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特点，我们不妨作一种比喻。脏腑经络相当于一个国家的中央各职能部门，因为它担负着全国家某一个方面的管理职能；证候则相当于某一个，或某一些职能部门工作出现失职或紊乱时的病理表现；病机则相当于导致这些部门出现病理表现的本质原因；治疗（包括治疗原则和各种具体的治疗方法）则是从整体出发，对有关职能部门进行相应调控的战略性原则和措施。那么，中医大夫呢? 他便是总理, 每一位病人的总理。所谓“医者意也”，“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说的便是一个中医大夫要善于理性思维，要具有良相之才。果能如此，则他眼中有全局，紧紧地盯着境内、境外；心中有整体，明了他所管辖的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状态；胸中有明镜，善于透过现象正确判断各部门的寒、热、虚、实；手中有良策，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全是他用于“宏观调控”的有效决策。各个职能管理部门的机制理顺了，功能健全了，用不着总理去参与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原料供给、成品生产、废料处理等生产力方面的具体问题，也用不着担心钢铁够不够用, 粮食够不够吃, 照样可以实现财源不断, 国泰民安的总目标！这就是中医--形而上医学的防病治病的基本理路。对于处在世界主流医学地位的西医来说，两者在基础医学上的不可通约性，不已昭然若揭了吗！ 人类的科学发展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在物质财富迅速膨胀的热潮中，近代科学主义盛行，逻辑实证论、机械唯物论充斥人们的头脑，“技术疯狂”正成为一种时代的特点，引导着当代潮流。在这样的潮流中，人们甚至忘记了自己天性的局限和卑微，随之滋生和蔓延的是人的狂妄与骄傲。因此，形上学遇到空前的冷落，科学多元性遇到挑战。在医学界内，连人自己是什么几乎也成了大问题，“人是各种物质元素构成的一架机器”, 依然是许多医家奉守的信条。这个时期，人们正以自己执着的努力，实践着“黑瞎子掰棒子”的滑稽--似乎一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在“现代化”的渲闹中，以丢掉与己相异的另一类科学为代价。当此之时，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能不艰难吗！ 无论如何，人类文化、科学是多元的。多元共存，才有五彩缤纷的文化、科学殿堂。好在西方传来了“回归自然”、重视传统的可喜曙光。世界需要中医，中医要走向世界，这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瑰宝，需要重新振兴的原因和机遇所在！ 本文讨论中、西医的不可通约性，只是希望在“近代科学主义”冲击下，处于“百年困惑”之中的中医，尽快抓住机遇, 找准自己的科学位置。如果把形上和形下两种医学，比作太极的两仪，那么，与其执于一而偏安，不如合而二以满全。“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人类医学，需要中、西医共存。 欢迎知我者罪我，谨此拋砖而引玉。 李致重 (471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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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谈中医(1)